2015 年中山大学一位同学在好友圈里发布一篇卢森堡首相与同性爱人结婚的文章，之后收到了中大逻辑学某位教授的歧视评论：“同性恋都是非正常人类……男与男用拉粪便的地方进行，真是好变态、好恶心……”该教授还是中大“百人计划”引进的精英老师。事件引起了同志社群的广泛关注，介绍该事件的一篇微信文章短短几天内就有了四万多阅读量。
在这里并没有炮轰该老师的打算，在中国多元性别教育缺失的语境下，该老师可谓是众多“待教育者”中的一位教授代表。只想，先与大家分享两个来自台湾的故事。
【不安全的学校：谁杀死了"娘娘腔男孩”？】
2000 年 4 月 20 日，台湾高树高中三年二班的男生叶永志，在下课前五分钟举手提出要去卫生间，下课后，同学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倒在卫生间的血泊当中不省人事，经送医不治身亡。他的意外过世虽然至今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但经过多方调查，被公认为与他的性别气质有关。
这个在师长眼中的温柔的孩子，在同学当中饱受歧视和霸凌，他在课堂上申请去卫生间并非偶然，在三年的校园生活当中，因为其阴柔的气质，被同学嘲笑是“娘娘腔”，有的时候甚至被要求脱掉裤子以"验明正身”，导致他不敢在卫生间有人的时候去，有的时候也会被迫去女生卫生间。永志母亲虽然曾经向学校反映过，却没有得到校方重视。永志出事后，校方甚至破坏了案发现场，导致该案一直没有查出真相。之后当地检察院对该校相关责任人提出公诉，地方法院在不通知家属出席的情况下，擅自宣判该校相关责任人无罪。
同年，台湾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几位委员一同组成了调查小组，他们对叶永志的家庭、同学和教师以及学校相关领导开展了全面的调查，之后制作成报告，呼吁台湾教育部重视校园性别问题。2000 年 10 月台湾教育部发起“新校园运动，反性别暴力”，提倡在尊重传统的两性性别平等之外，也应该尊重不同性倾向和性别特质，要消除刻板印象，消除暴力；2002 年，教育部将“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性别教育的内涵延伸到多元性别教育。
在台湾众多妇女、同志、教育平权等民间组织协助下，叶家父母与法律抗争，永志的案子辗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之间。叶永志离世后第六年，其生前所在高中的校长、总务主任、庶务组长最终以“业务过失致死罪”被各被判数月的有期徒刑。叶家父母不懈抗争，是希望能够得到永志死亡真相，更是想要社会重视校园里存在的性别暴力问题。
叶妈妈曾经悲痛的说：“永志没有尿尿的人权！”这句朴实的话听起来似乎很荒谬，然而它正反映出校园性别暴力的可怕之处。在卫生间这样一个既是公共空间、又具有相当私密性的场域，暴力的可能性和危害，都被残酷的漠视了。对于具有多元化性别气质 / 性别表达的青少年而言，这种不安全的公共空间不仅仅会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去实现的使命。
气质阴柔的叶永志，被性别平等推动者们爱怜地称为“玫瑰少年”，他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台湾性别教育的代名词，不仅是在当时掀起了台湾多元性别运动的热浪，引起了教育界、学界、社运界以及媒体界的广泛讨论，相关的纪录片、网站、电视节目也纷纷涌现。直到现在，台湾的教育工作者们也以“处处都有叶永志”自我警醒，不做伤害“叶永志们”的帮凶，积极投入多元性别教育的行动。
【立法的助推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伤害】
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源于 1988 年前后由“妇女新知基金会”推进的“两性平等法”，2000 年该法草案出炉，2004 年正式立法。“两性平等法”又与台湾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联系紧密。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当中，要求台湾的中小学必须有“两性平等教育”，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能够出台，与台湾妇女运动界的“彭婉如遇害事件”又有十分密切的关联。
彭婉如是台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妇女运动的风云人物。1988 年，彭自美国回台湾后，出任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投身台湾妇运。她深信妇女运动必须从政治面切入，活跃于台湾政界，积极推动“妇女参政四分之一”条款。1995 年彭出任民主进步党妇女发展委员会执行长，次年为该党妇女发展部主任。
1996 年 11 月 30 日，彭婉如在参加完一个政治会议，搭乘一辆计程车离开会议所在饭店后失踪。警方在 12 月 3 日才找到彭婉如遗体，彭身中三十五刀惨死。警方锁定出租车司机为犯罪嫌疑人，却因缺乏证据而无法找到犯人为死者伸张正义。彭婉如遇害事件，强烈震撼了台湾社会，引发了妇女人身安全的社会大讨论，也直接引发了争取妇女夜行权的“1221 女权火路大游行”，由三十多个妇女团体组成的“妇女连线”组织。并且，还有 300 多名女男同志参与，打出了“同志要日行权，妇女要夜行权”的口号。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1996 年 12 月底，台湾立法会迅速通过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教育部也成立了“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即“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前身。
试想若彭婉如没若有政治领袖的身份，她的遇害是否会引起同等的社会影响？在彭婉如之前，还有多少女性因为性别暴力遭受伤害甚至失去生命？当我们“看见”一个彭婉如，也要能够想到更多“看不见的”普通女性所遭遇到的暴力。难道社会只有在有人惨死之后，才会意识到相关权利法案的缺失吗？难道政府只有在残酷的伤害不断发生，而且引起轰动被舆论施压，才能做相关出权利法案的推进吗？
【性别平等教育，有多重要？】
从“两性平等”到“性别平等”，台湾性别教育中这一名称的变化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性别观念：性 / 别不是只有男和女，也包括跨性别、间性人等多元性别，以及不同的性取向。而同样的多元性别观念，在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还要走多久？
我们若是看看中国门户网站上关于同志报道的网友负面评论，通常可以归为以下三类：1.同性恋 / 双性恋 / 跨性别是病，是变态；2.同性恋是犯罪；3.同性恋是道德沦丧。此外，大部分人不知道双性恋和跨性别的存在，或是对之有许多错误的理解。这些评论，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对多元性别知识的极度匮乏。
根据公益机构“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对大陆高校心理学、心理健康类教科书开展的调查，在 2001 年“同性恋”正式被从中国官方新版的《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移除后，中国大陆编著的心理学相关教科书当中，仍然有超过 40%明确认定同性恋 / 双性恋 / 跨性别是病态。
根据北京同志中心 2014 年发布的关于中国同志人群心理健康调查显示，在中国，同志青少年的高抑郁风险是全国普通样本的 3 倍。由于缺乏性别平等教育，同志青少年实现自我认同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对于城市中的同志青少年而言，他们也许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到多元性别相关的知识，但互联网上的信息通常是碎片式的，有的时候得到的信息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而对于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同志来说，成长的环境更为闭塞，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更为有限。处于一个缺乏信息和社会支持的大环境下，对青少年成长教育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家长与教师们，也对性别平等的议题缺乏敏感度和认知。青少年在探索自身性取向时，不敢告诉家人，还可能面临同学的欺凌、老师的否定……校园的小环境，对同志青少年的成长往往不仅没有帮助，反而给他们带来了自我否定、自我伤害、被迫退学、扭转治疗……
直到现在，北京同志中心还经常会收到来自青少年同志的求助。2014 年秋季，在浙江有一位高中生，遭受到了同性的性侵害，向学校求助后暴露身份，反而被学校要求要去进行扭转治疗，否则就予以开除处分。2015 年春季，河南有一位拉拉因为同志身份被父母软禁，其女友向北京同志中心寻求法律援助。然而，部分求助者会因为对社会支持系统完全没有信心，担心在采取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之后，反而会被学校和家庭彻底孤立，无法独自生存，而放弃维权行动。
在缺乏系统性的性别平等教育的国情下，民间以及学界有部分教育行动者从不同的方面去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不少高校，都开设了性别平等相关的课程，也有部分民间组织与教师合作，将同志相关的知识带到了大学甚至中学的课堂；有些性别平等领域的行动者通过艺术的媒介，将多元性别的知识带到了乡村。
改变在发生，但是这进程太过于曲折和漫长。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面向国民的性别平等教育，我们需要将性别平等教育纳入到国策当中。我们需要的是让全中国的每个人，都能不论其性别身份和性倾向，在各方面享有平等的权益。
